雍仲拉.顶广法寺原名“雍仲拉顶寺”又称“金川雍仲寺”、“雍仲朗”，汉语称“金川寺”，又名“广法寺”，位于四川省金川县以南的安宁乡末末扎村。距金川县28公里。俱摩尔多圣山50公里。

　 “雍仲”在藏语里意为“吉祥神”，由本教八个派列中的雍仲本得名，为本教寺院。

　 《安多政教史》言：“雍仲郎传建于然旦甲布（大金土司），寺大能容千人，清廷金川之战后，灭本教改兴黄教，故改寺庙名为旦白朗（广法寺）……”。曾被列为清代四大庙之一，为清乾隆以来四川西北藏族地区之宗教中心。

广法寺，藏语称之为bsTan－vphel－gling或dgav ldan gling，由乾隆皇帝下令建于1776年，为清朝中后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最大的格鲁派寺院。出任该寺堪布及其主要高级宗教职务的宗教人员都由清朝中央政府理藩院委派，轮流在此进行管理并传播格鲁派教义。堪布等人的薪俸和口粮不仅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供给，而且整个寺院还有清朝中央政府划拨的八百由土地，以维持整个寺院的生计。

据大量翔实的汉藏文文献记载，雍仲拉顶寺为清朝前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一带最大的本教寺院雍仲拉顶寺。广法寺就是在雍仲拉顶寺废墟上修建而成的。

一、乾隆初期前的雍仲拉顶寺
　　雍仲拉顶寺，在清代汉文文献中称之为雍中喇嘛寺，当时为促浸土司属下管理的一座本教寺院。历史上，这一带地区即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大部分地区、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雅安等部分藏族聚居区被称为嘉绒藏区，由十八个土司分别管理，促浸土司即是其中之一。
　　促浸，汉文文献称为金川，因该地盛产黄金而得名。“金川"一名最早出现于隋代，当时在此设有金川县。唐朝时此地属维州（今理县薛城）管理，至明朝时隶属杂谷脑安抚司（今理县县城），其首领哈衣麻衣喇嘛曾受封演化禅师，并受印信。后其孙莎罗奔带领土兵随将军岳钟琪征西藏有功，遂于雍正元年（1723年）被封为金川安抚司，莎罗奔号大金川，而以原土司泽旺为小金川.

金川于是一分为二，出现了大小金川之称。在地理位置上，金川县西与丹巴县交界，东与马尔康县接壤，南与小金县相邻，北与壤塘县毗邻，一直与上述诸县境内分布的革什咱、赞拉、绰斯甲、巴底、巴旺、索磨、松岗等土司相处，关系甚为密切。

　　嘉绒地区自历史上一直虔诚信仰本教，现在丹巴县境内的墨尔多山是此地最大的本教圣山，至今前往朝拜的人仍络绎不绝。尽管文献对本教在这一地区的早期活动缺少比较明确的记载，但从清朝中期的汉文文献来看，此地是本教极为活跃的中心地带之一，因为《平定两金川方略》仅在金川一县内就提到了舍齐寺、拉枯寺、噶尔丹寺等诸多本教寺院。与此同时，据夏扎·扎西坚参撰著的《嘉言宝库》一书记载，由于吐蕃时期西藏大力弘扬佛教，打击本教，因此大批本教徒将自己的经典藏匿起来，以供后世弘传自己的教义所用。当时，有大批本教经典就藏匿在嘉绒地区。后来仅在墨尔多山附近就出土了三大箱的本教经典，其中一箱有三十部经典，一箱有三十五部经典，另一箱有二十九部经典，共九十四部本教经典。

这些经典的内容几乎涵盖本教教义和仪轨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还在墨尔多山西面的察卧日巴让夏地方发现了许多策旺仁增（Tshedbang rig vdzin）传授的经典。

如此众多本教经典在此地的发现进一步表明，本教是这一地区广为流行的主要宗教。正如记载的那样，“这片地方虽有六十二座其他教派的寺院，但格鲁派没有多大的势力，惟独本教盛行”。

雍仲拉顶寺位于大渡河东岸的河谷上，南北两山对峙，依山临河而建，距离丹巴县境内嘉绒地区的本教圣山只有五十公里。尽管当时的寺院建筑大多已不复存在，但从定西将军阿桂于1776年3月8日向乾隆皇帝呈报的寺院建筑图样可知，该寺当时装饰有金碧辉煌的大金顶和铜瓦，建筑极其华丽、精美，规模十分宏大。乾隆皇帝看完图纸后，不仅说建筑“形势颇觉可观，此系番地最大庙宇，其材料装饰有用者多”。而且指示阿桂：平定金川后，将该寺的木料、所有铜瓦及装修华美什件拆运来京，择地照式建盖，以便仿造、以纪武成盛绩。可见，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从装饰上来看，雍仲拉顶寺都不愧为是嘉绒地区最大的本教寺院之一。

　　关于雍仲拉顶寺的修建年代，由于缺乏翔实、确切的文献记载，学术界至今都尚无定论。据《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藏传佛教史略》，目前有两种说法：其中之一认为，该寺建于2世纪，为一位名叫雍仲拉西的本教僧人所建，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该寺建于唐代。前者据传说，德足（今马尔邦乡独足沟）有一位名叫谢思若扑杰尔的人夜宿岩洞，有菩萨来托梦，说：“你要在寻找到失物的地方建屋居住，我将传授你超度众生的法术。”清晨，谢思若扑杰尔醒来，不见自己的鞋帽，看洞外，一层白雪铺地，雪地上有狐狸的足迹，便顺狐狸的足迹寻找遗失的鞋帽。他翻山越岭，涉过河流，行至一处弯月形的大草坪时，草坪鲜花盛开，蜂蝶飞舞，草坪中央有一个七色鲜花垒成的彩塔，他的鞋帽放置在塔顶。谢思若扑杰尔于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此建屋居住。后来，他成为一位本教高僧，在这一带地区传播本教。而后者据藏文文献《藏地木尔多地方史》认为，雍仲拉顶寺是后世促浸（chu chen）嘉绒部落第二十三代和第二十五代首领在8世纪建成的修行小庙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

二、雍仲拉顶寺与金川之战

　　雍仲拉顶寺既然是一座著名的本教寺院，那么，它为什么在后来又变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呢？这一点正是本文将探讨的主要问题。究其缘由，这与乾隆时期旷日持久的金川之战密切相关。

　　据《清实录》、《金川案》、《平定金川方略》和《平定两金川方略》等汉文文献记载，第一次金川之战始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止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第二次金川之战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止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1746年，金川土司莎罗奔侵袭小金川土司之地，夺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印信，后经四川总督纪山调解，金川土司释放了泽旺，并归还了印信。但由于金川土司不服，于是于第二年攻革什咱及明正土司辖地，围攻霍耳、章谷等地，纪山领兵前往弹压，金川土司不仅不听，反而杀伤了许多官兵。清朝中央政府派云贵总督张广泗出征进剿，于是燃起了第一次金川之战的战火。由于小金川土司泽旺、土舍良尔吉佯降，并暗中勾结汉员王秋，向莎罗奔泄露军情，官兵大败，乾隆皇帝于是于1748年派大学士讷亲前往指挥。讷亲不知军情，派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贸然进攻噶拉依（今安宁），任举战死，官兵大败而畏缩不前，便建议修筑碉堡相持，进行持久战。为此，乾隆皇帝大怒，将张广泗和讷亲二人召回北京，并将二人斩首，改派大学士傅恒经略，并起用岳钟琪为四川总督。二人先杀良尔吉、王秋，断金川土司内应后，乾隆皇帝又增派三万五千名精兵前往。岳钟琪与傅恒从党坝和沪水水陆并进，分兵合击，直攻金川土司心脏勒乌围、卡撒，并在克勒乌围之后，前后夹攻噶拉依，莎罗奔被迫投降，耗时三年的战争才终于宣告结束。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莎罗奔让位于其兄之子朗卡后，朗卡秘结革什咱臣民，围攻官寨，驱逐其土司，扬言进攻巴旺和赞拉，并于1759年侵扰明正土司。1771年，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其子僧格桑与沃日土司为仇械斗，占据沃日村寨，大金川新任土司索诺木支持小金川，杀革什咱土司，并联合攻占明正土司属地。乾隆皇帝因大小金川事变不断，调解、震慑无效，于是派阿尔泰等由南路进兵弹压，于是开始了第二次金川之战。乾隆以阿尔泰在打箭炉按兵不动为由将其处死后，接着派阿桂、温福和桂林等率兵分五路进剿大小金川。官兵经过一年苦战，于1773年攻克小金川，小金川土司泽旺投降后，被押送至北京，僧格桑逃往大金川。接着，官兵转攻大金川。由于官兵在木果木遭到重创，定边将军温福、提督董天弼战死，大营被烧，四千余人被围，乾隆皇帝于是从北京、吉林、黑龙江、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各省驻军中抽调了七万多精兵前往攻打，同时任命阿桂为将军、明亮为副将军、海兰察等为参赞大臣，统兵分路大举进攻，以彻底平定两金川。1775年11月，官兵攻下勒乌围官寨，由于索诺木从勒乌围逃至噶拉依官寨，清军于是于1776年包围了噶拉依官寨，并迫使索诺木投降，从而结束了战争。

　　金川之战前后费时近二十年，清政府为此调兵近十八万名，拨响七千余万两。其中，第一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凋兵六万二千五百余名，耗费币银七百六十万四千八百余两，米七十六万七千二百余石，麦二万零二百六十余石，豆七千四百四十余石。第二次金川之役，清政府共调兵十二万五千五百余名，阵亡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一人，其中官员九百零八人，伤者无数，耗费币银六千一百六十万两，米二百九十六万三千五百余石，火药四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余斤，铅铁炮子弹三百余万斤，调派民夫四十六万二千余名。

两金川战事结束之后，乾隆皇帝为彻底稳定两金川和嘉绒地区，进而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在两金川采取了两个重大的措施。其中之一即是废除金川的土司制度，由政府委派官员轮流管理这一地区；另外一项重大的措施就是拆毁雍仲拉顶寺，在这一地区推行格鲁派。

　　乾隆皇帝在宗教上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其主要原因据文献可以归结如下：

　　1．金川的百姓都是虔诚的本教信徒，这一点可以在莎罗奔写给帮助官兵攻打促浸的绰斯甲土司的信中可以得到明确的证明。莎罗奔在信中说：
　　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遵奉的是桑结灵巴楞则恩喇嘛衮珠尔佛爷所传的遗教，两家修的庙宇供的佛像都是一样，你想要是我们促浸灭了的时候，你绰斯甲布还能得好么？……传这雍中奔布尔教（即本教）的只是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两家，我们两家要是灭了的时候，这雍中奔布尔教就完了。

　　信中极力劝阻绰斯甲土司不要帮助官兵，否则就会严重危及本教信仰。尽管绰斯甲土司没有接受促浸土司的规劝，并在官兵攻打促浸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表明本教是当时金川信奉的主要宗教。

　　2．雍仲拉顶寺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本教寺院，位于促浸土司四个官寨之一的噶拉依官寨的北面，与官寨仅一公里之遥，为官兵南北夹击噶拉依的必经之地。与此同时，此寺在金川战役中不仅帮助促浸土司抵抗官兵，而且为促浸土司的亲属提供保护，因此，自然成为官兵进攻的首要目标。早在1775年12月25日，当官兵刚攻下促浸土司的另一个官寨勒乌围时，乾隆皇帝就谕军机大臣：

　　今闻索诺木仍在甲杂，而土妇阿瓦等现存雍中喇嘛寺，明亮等若攻克阿尔古，即驰往甲杂剿擒逆酋，并乘胜攻占独松，兼可杜贼众西窜之路。彼时或驰赴阿桂处同归平噶拉依，或渡河攻打雍中喇嘛寺，擒获阿仓、阿青等，则贼势更孤，明亮等即可由彼处与阿桂约会夹攻噶拉依巢穴，自更可期迅速集勋。
　　当明亮攻克河西的甲杂后，乾隆皇帝于1776年2月18日再次指示明亮“统兵渡河，直取雍中喇嘛寺”，尽管早在17日夜晚，明亮就已攻克了舍齐喇嘛寺和雍中喇嘛寺。

　　3．乾隆皇帝认为，本教喇嘛利用咒术祸害一方，并在官兵围剿促浸土司的过程中帮助促浸土司抗拒官兵。据1776年5月5日阿桂的上奏，阿桂关押了都甲、聂垄两位喇嘛。军机大臣在讯问时，都甲喇嘛供称：索诺木曾令他们在噶尔丹寺率领徒弟诵绰沃经，诅咒大兵。莎罗奔又遣画匠画蛇、猪、雕、马、狐各一，并书咒语，作为纸卷填入牛角，埋地镇压。乾隆皇帝于是拿出阿桂等所进噶尔丹寺图令他指出埋藏方向，据供：只有埋于该寺大门门槛四五尺外，深二三尺，系各处路口，离寺不远，却不能指出何处。尽管阿桂在1775年攻克该寺时，乾隆皇帝就曾降旨令阿桂等人逐细刨挖该喇嘛等在寺内埋藏的镇压物件，但阿桂等人奏报：“寺内有土台，系喇嘛等作法之处，业经刨平挖看，并未见有可疑物件。”又称：“寺经焚烧，地面多积石块，刨挖起验需时颇多，须俟攻剿稍暇再行办理。”今从据该喇嘛寺僧人所供来看，阿桂等从前似未刨及。因此，乾隆皇帝令人将噶尔丹寺原图方向约绘一份给阿桂发去，并令其按图刨挖。由于阿桂等人已经离开，于是乾隆皇帝命令传令明亮立即选派妥员前赴噶尔丹寺，照该喇嘛所指之地刨挖查验，并于该寺附近要隘路口，勘有形迹可疑之处，逐细刨看，务将牛角、画卷、咒语各件全行起出。同时命令明亮必须嘱咐妥员不动声色，密为妥办，毋得稍涉张皇，并向乾隆皇帝呈奏办理过程和结果。

　　乾隆皇帝在1776年4月26日向四川各土司发布的诏书中，再一次明确提到了本教僧人利用咒术抗拒官兵的事件。乾隆皇帝在诏书中说道：

　　……至尔崇尚佛法，信奉喇嘛，原属番人旧俗，但果能秉承黄教，诵习经典，皈依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修持行善，为众生祈福，自无不可。若奔布喇嘛传习咒语，暗地诅人，本属邪术，为上天所不容。即如从前沃克什土司因有诅咒镇压僧格桑之事，屡经兵革，若非大兵救援，几至灭亡。又如索诺木令都甲堪布喇嘛等诅咒将军、大臣，今大功告成，将军、大臣等班师凯旋，受朕重恩，而索诺木等及所用之喇嘛等俱解京共受重罪，均不能保其躯命，诅咒之不足信，欲害人而适以自害，更显然可见矣。尔众土司当从此悔悟，永为鉴戒，共秉诚顺之心，永荷安全之庆，不亦体哉。

从上述诏书可知，正因为乾隆皇帝认为本教喇嘛传授咒语，暗地诅人，诅咒官兵，因此在结束金川战事之后，在严处以莎罗奔、索诺木等为首的二百五十多名肇事者及其亲属的同时，对帮助莎罗奔和索诺木抗拒官兵的主要本教喇嘛也进行了严厉的惩处。《清实录》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记载。同年5月31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平定两金川将军阿桂等将俘获逆酋、逆目并喇嘛等解京分别办理，内有助恶之堪布、都甲两喇嘛，业经凌迟处死；其罪情较轻之聂隆喇嘛已交与山东皋司永远监禁；迷输喇嘛已交刑部监禁；尚有班第喇嘛未经办及，江宁省城向有喇嘛寺，著传谕舒赫德即派员将该班第喇嘛发往江宁，交高晋、嵩椿发交喇嘛寺内役使。如有逃脱等事，即严拿务获立行正法，一面具折奏闻。　　

据刑部6月17日向乾隆皇帝上奏的奏折，上述的堪布为色纳木甲木灿，都甲喇嘛为雍中泽旺，后者为噶尔丹寺僧人，文献对前者所属寺院的名字尽管只字未提，但估计与雍仲拉顶寺有关。 

　　 雍仲拉顶.建筑雕塑宏伟壮观，富丽堂皇。正殿西南而立，纯金屋顶映日生辉。前后四门之四座藏经塔，玲珑古朴，辉映生彩。寺内钟鼓齐鸣，诵经朗朗，聚僧曾达2000余众。召甘、青、康众信徒集合朝拜。嘉绒怫徒凡欲进西藏深造，无广法寺所授名号，入藏无果，有则能优厚晋级。据传，宋代有一本波教高僧，于嘉级藏区主山神——嘉莫木尔多山狮子岩下石洞中发现本教寺时，一大师藏36部稀贵经卷，卷中藏有“本教东方主寺”三建造图，其位详尽。大师乃捧图纸寻址建寺。于此地终见天、地、山、水为弯形，在此建庙。